陈崇鑫从小就是苦命的孩子。他是城阳区夏庄人，1931年出生，在他3岁的时候父母就因病去世了，陈崇鑫兄弟几个是吃百家饭长大的。1949年8月，青岛已经解放，年满18岁的陈崇鑫认为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去保家卫国。
参军后，正值解放战争后期，陈崇鑫跟着所在部队一路南下，先后参加了解放两广、大西南战役。1949年10月-11月，他在贵州省黔西南围剿战斗中立一等功；1949年12月进军大西南中立一等功、在河北邢台立二等功。相比这些荣誉，陈崇鑫印象更深刻的是战争时的不易和艰辛。在一次堵截战中，任务紧路途远，要经过荒无人烟的几座大山，沿盘山公路走要3、4天，翻山越岭抄近路2天就到达，为此陈崇鑫和战友一天急行30多公里，脚都磨出了血泡，最终缩短一半的时长顺利拦截住了敌军。
这是陈崇鑫当兵后，部队给他家乡寄去的证明书，证实他在参军，让当地政府根据优待军属条例及其家庭实际情况，给予适当照顾。当时他所在的部队，司令员是贺龙、政治委员是邓小平。这张泛黄的证明书，至今还被陈崇鑫珍藏在一个铁盒子里。
1950年底，陈崇鑫所在部队接到了抗美援朝出兵朝鲜作战的命令。据他回忆，部队最开始是在云南宝山县驻扎，接到命令后辗转昆明去到四川泸州，部队进行整编，陈崇鑫成为了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一三五团一营二连的战士。
部队整编完毕，官兵就沿着长江坐船到湖北，最后坐火车一路北上。“在这期间，部队还进行了整训，除了强调平时的基本纪律，还让我们学一些日常的英语、朝鲜语单词和简单句子，必要的时候可以向敌人喊话。”陈崇鑫说着，还现场飙起了他曾经学到的英语，“友阿斯软嘚的闹，斯卵德尔魁克里”，对应的英文是“You are surrounded now，Surrender quickly”（你们现在被包围了，赶快投降吧），发音并不标准，但大体能听明白。当时受条件限制，发到陈崇鑫和战友手里的学习资料只是一份简易油印手册，里面对敌喊话的英文是用中文音译的，还特意标注了一条：发音以北方话为标准。不过，这些在今天看来令人忍俊不禁的“土办法”，在朝鲜战场上，却真的派上了用场。
电视剧剧照。赴朝之时正值寒冬，志愿军冒着风雪跨过鸭绿江，经过一夜的急行于黎明前到达了朝鲜境内。“那里气温最低达零下30多度，虽然我们来之前发了棉装，但远远抵御不了这么大的风雪，不少战士走着走着就倒下了。”说这话时，陈崇鑫黯然神伤，情绪有些低落。在冷得浑身颤抖的时候，志愿军还得靠吃冰雪解渴，每个人身上都落满雪，连眉毛胡子上也结了冰凌。
雪天里，部队一般是晚上行军、白天休息。所谓休息，就是在雪山露营，这对物资稀缺的志愿军来说，是一项极大的挑战。“当时，我们每人只有一床薄棉被、棉褥子，一件棉大衣和一块防雨布。”陈崇鑫介绍，睡觉时就在避风的雪地上挖一条雪槽，垫树枝树叶，铺上雨布和褥子，几个战士同睡一个被窝，这样能靠增加被褥的厚度和分享彼此的体温来抵御寒冷。“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还能听到风雪的呼啸声，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，仿佛全身都进入了冬眠状态，直到有人喊集合了才醒来。”如果没有集合声，很多人就会一直睡下去，永远醒不过来。
朝鲜战场上除了寒冷，饥饿也是陈崇鑫刻骨铭心的记忆。“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敌军也懂得这个道理，他们的飞机专门轰炸物资运输部队的汽车。”后勤运输线一时被完全切断了，饥饿难耐的战士只能自力更生。“有一次断粮了5天，前三天我们靠买当地老百姓的一些黄豆熬过来了，后面就是煮树叶、树皮吃。”陈崇鑫坦言，生火的时候也不敢烧太旺，还得小心观察着，因为敌军随时会根据炊烟找过来，夜里看地图时，也得用布把手电光遮严实。
尽管条件很艰苦，但战士们依然是斗志满满。1951年4月下旬，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打响，这是陈崇鑫在朝鲜参与的首战，此次战役规模巨大，整整打了50天，打破了敌军想建立新防线的企图，但志愿军伤亡也较大。“当时有两个师转移的时候被敌人全面包围，为了帮助他们突围我们连队受命去支援。”这是陈崇鑫最不想回忆的一段往事，一个连170多人，战斗结束后就存活下了6个。其实，在接到命令那一刻起，他们就明白其中的危险。“当时我们没有能辨别身份的标识牌，战前只能把姓名、籍贯等信息写在白布上，缝在衣服内襟，以便日后牺牲可以查证。”陈崇鑫回忆。
那时的胶片十分宝贵，但战地记者给很多出生入死的战士拍了照片。陈崇鑫和很多战友相互交换了照片留念，并在背面写上祝福。后来，辗转过很多地方，陈崇鑫都留着这一张张珍贵的照片。现在他有一个专门存放的老相册，时常会戴着老花镜翻看一下。“大部分人的名字我都记不清了，现在也都没联系，真想知道他们的情况，不过很多应该都去世了吧。”陈崇鑫喃喃自语。
◼电影《上甘岭》的剧照
突围战结束后，部队对他们重新进行编排，陈崇鑫被安排到后勤部负责通讯任务。“我先是在营地、医院之间往返20多公里送信和文件，后来接触并学习发电报，上甘岭战役开始前，我已经是部队里发电报工作的负责人。”提到上甘岭战役，陈崇鑫面色凝重，当年的情景在他脑海中潮水般涌来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他一直忘不了那场残酷的战役，历史深处的冲锋号角声还时常回荡在耳畔。
陈崇鑫清晰地记得，1952年10月14日是上甘岭开战第一天，敌军共发射30余万发炮弹、500枚重型炸弹，火力最密集时达每秒落弹6发，阵地成了一片焦土。开战4天，志愿军伤亡惨重，上甘岭表面阵地第一次全部失守。为了保存实力，部队转移到坑道，为反击争取时间。“志愿军进入坑道后，敌人用炸药炸、用土石块堵、用毒气熏，妄图切断部队与后方的联络和供应，不过我们一点也不怕。”陈崇鑫激动地说。坑道里因为缺水，战士们都咽不下去干粮，最后渴极了就喝尿，或者趴在坑道壁上舔石头上的潮气。尽管如此，大家始终保持着坚定信念:阵地决不能丢失，坚持到最后胜利。
“当时我们通讯兵、后勤人员、警卫员都上战场了，负责给医院救护伤员抬担架、从后方往坑道送水，一次背30个军壶，但经常是水还没送到人就牺牲了。”陈崇鑫虽幸运地捡回一条命，但也受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伤。到了10月底，志愿军开始实施大反击，坑道部队里应外合，连续作战，最终赢得了胜利。“这些年，《上甘岭》这部电影我看过很多次，每次看到全连吃一个苹果的镜头，就忍不住偷偷抹眼泪。”陈崇鑫补充说，真实的战斗，其实要比电影里残酷得多。
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，陈崇鑫因为表现突出，获得朝鲜政府授予的纪念勋章。1954年8月，他跟随部队返回祖国。坐着火车颠簸了几天后，他终于听到战友的欢呼：“到祖国了，到祖国了！”陈崇鑫赶忙站起身子向窗外望去。熟悉的景色映入眼帘时，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鼻子酸了。
时隔三年，再次走过鸭绿江，陈崇鑫的心情完全不一样。有对胜利的欣喜、对无数战友牺牲的惋惜，这一次也不再是冰天雪地，让他有机会好好看看江边的一切。“原来鸭绿江的水不是我想象中的绿色，而是清澈透明的蓝色。横跨鸭绿江的大铁桥，像是用许多节铁架子连接起来的，很是雄伟壮观。”
回国后，陈崇鑫先是被安排到河南驻马店驻扎，一年多后提干，到湖北孝感某部队担任教官，教通讯兵各种无线电台的知识。这是他和即将毕业的一批通讯兵合影留念。
1955年，陈崇鑫已经24岁了还没有结婚，在当时也算“大龄青年”了。“我是想找一个家乡的姑娘当媳妇，平时没时间回家，这事就一直被耽搁了。”1956年，亲戚把夏庄街道少山社区的姑娘宋秀玲介绍给陈崇鑫，两人通过写信交流，一来二去都了解了对方的具体情况。
几个月后，陈崇鑫休假回家探亲，并让部队给开了介绍信。这次回去他是有目的的，和宋秀玲见个面，没什么问题就领证结婚。那时候的爱情没那么复杂，俩人见面几天后，陈崇鑫让宋秀玲所在的生产队也开了一封介绍信，就一起去登记了。结婚没多久，陈崇鑫就回到了部队，宋秀玲留守在家乡搞生产，夫妻俩过上了聚少离多的日子。
1958年，陈崇鑫转业，投身到开发和建设绵亘千里、沉睡百年的北大荒。拖家带口来到东北，陈崇鑫先是到黑龙江种水稻、大豆。“当时条件是严峻的、艰难的，住房紧缺，粮食不足，冬天又冷又漫长，我们就靠着一颗红心、两只手，在一无所有的荒原上白手起家。”后来，陈崇鑫又被分配到吉林省化工厂工作，这一待就是20多年，直到1979年才被调回青岛。“从我记事起，父母每天都是早出晚归，我们是姥姥一手带大的。这么多年，他们真是把最好的青春年华，奉献给了北大荒的开拓。”陈崇鑫的女儿告诉记者，因为他们兄妹几个都在东北长大、上学，现在说话还带着那边的口音。
回到青岛后，陈崇鑫在崂山纺织厂工作，直到退休。平时，他最大的兴趣就是读书看报、看电视新闻，眼见着北大荒已变成了北大仓，成为全国最大的农业商品粮生产基地，他比任何人都开心。“北大荒精神，是北大荒之魂，在一定意义上，那也是军魂。”
如今，91岁高龄的陈崇鑫依然精神矍铄，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，用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，从没有过多的要求。看着现在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，祖国一天比一天强大，他从心底里感到幸福。采访的最后，陈崇鑫提出给他和妻子拍一张合影留念。自从结婚后，他一直在为祖国这个“大家”奔波，对小家顾及甚少，多亏了妻子的理解和付出。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陈崇鑫也变得忙碌起来，经常有社区、学校邀请他去讲座。每次讲座，陈崇鑫都以亲身经历，用质朴无华的语言，传播革命火种，讲述当年上甘岭战役的不朽精神，把自己的余热，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。
陈崇鑫常说，“比起牺牲的战友，我能活下来是命运对我的厚待，我要替牺牲的战友们活好每一天。我一把年纪了，为党和人民做事的机会越来越少了，但只要我活着就要继续为国家贡献一份微薄力量。我很喜欢时代赋予我的这份使命，通过讲座把下一代教育好了，国家才更有希望，烈士的鲜血才不会白流。”
